当今之国际政治，正处在一个和平制衡时期。但细究目前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回首世界军史演变与大国兴衰，不难看出，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缓和的背景后面，正酝酿着一场深层的历史性的变革，与此相应，一场划时代的军事和国防战略的变革正在到来。

今天核武器控制权的多元存在，导致核防卫和核进攻失去了威慑意义；核武器把火器的历史推向顶峰，同时又把它送入自我否定的深渊。就在这种核失落的同时，世界大国却把目光瞄向浩渺的太空；就在世人为“中导协议”以及由此为起点的美国与前苏联大幅度裁军普遍欢呼的时候，美苏双方却都加快了太空争夺的步伐。美国从里根到布什，都不惜巨资支持那宏大的“星球大战”工程，原苏联也紧锣密鼓地实施他们的“宇宙开发计划”，这都意味着一个划时代的国防新思维将支配21世纪的大国国防战略的制定。

“星球大战”计划和“宇宙开发计划”一样，从表层分析，它想通过一张人造空间巨网封锁敌国绝大多数核导弹对本国的攻击，从而使敌国核武器失去威慑力。但从深层次分析，这两个计划都意味着一种新的战争形式即信息战的形式将借助太空而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内容。可以预见，未来战争，既可能是由火器威力支配的战争，更可能是一场由信息控制权所支配的战争；未来战争进攻的主要目标将不再是物资分布密集区，而是信息分布密集区：交战国通过太空通信网络，用高技术造成大面积的信息干扰，破坏乃至改换对方包括电视画面在内的整个传播信号。如果被攻击国由于技术力量落后以致在短期内无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那它无疑就会失去自控，从而失去战争主动权：海湾战争的全过程及其结局则是对这一预见的有力证明。显然，信息战是未来战争的主要内容。太空战略则是下一世纪世界大国的主要国防架构。这一切给人们提供的新思维应当是：谁控制了太空，谁就控制了信息，谁控制了信息，就将赢得未来的战争。如果说，以往的战争旨在摧毁一个的肢体，那么未来战争则旨在切断这个人的神经并继而摧毁他的大脑。海湾战争就是一场切断战败国“神经”却没有摧毁其“大脑”的战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惨败，也不能仅仅归因于原子弹的力量，而日方电讯密码的频频泄密，恐怕是败因的关键。

由于中国经济一直处在以自然农业为基础的阶段，从而地缘国防观念和以陆战为主的国防体系就自然成为中国国防的传统思想基点。然而，从历史上看，造成这种国防体系，除了经济的作用，还应归因于自然的造化。俯察中华版图，一个极有趣的事实是，除了北方外，中国周围都受到大自然很好的保护：在没有飞机的古代，西部与西南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当年亚历山大以及后来的穆斯林大军，就很可能在我国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迹，也可能今天的中华文化版图就会改观。另一面，在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国土又受到东海和南海的天然保护。在没有航海，特别是远程航海技术条件的古代，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更要困难，正如由于有大海作梗，忽必烈征服日本远比征服中原更为困难一样。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发展象英国那样的海军，更没有，也无必要建设象英国那样的海权国防。鸦片战争前，中国就没有一支国防意义上的正规海军。可见，大海的天然保护给中国的国防史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这种天然保护使中国古代国防失去了海防的功能，从而也就没条件积累足以自卫的海战经验。鸦片战争是英国在海上对中国的胜利，这乃是大海留给近代中国国防的第一个苦果。最安全的地带也就是最脆弱的地带，中国古代国防的近代惨败应验了这个军事辩证法。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后顾之忧，中国国防便一直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侵扰为目标，长城的出现便是这种国防思维的产物。北方少数民族的频繁南犯刺激了包括骑兵在内的中国陆军和地缘军事理论的发展：翻开武经七书，无不以地缘军事为母题。正因此，当西洋舰炮打到中国东大门时，中国军人竟不知用海战的方式，而是以“高筑墙、广积粮”的农业方式来与洋人作战。这样的国防又怎能逃脱失败的命运。鸦片战争的惨败迫使中国近代国防开始由地缘防务转向海权防务，甲午海战 ——尽管它失败了—— 就是中国海权国防的初试。